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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育海及《只把春来报》旧事

作者:何大明(63届初中校友)



最近,《那个年代中的我们》和《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两书相续出版,且均提及文革中参加缅共部队壮烈牺牲的北京四中学生张育海(即张玉海)。文革正史,已有结论。而民间史料的研究,尚未躁动于母腹。作为当年张育海的同窗好友,抚忆往事,就证于实,当无愧九泉下之英灵。


一、从八中四中

张育海是北京八中六三届初中毕业生,高中考入北京四中。四中与八中同在西城,均为男校,在国内外享有盛名。两校的高考升学率不相上下,但四中升入名牌大学的比八中略多,故有”“的排序。四中的学生眼眶子高,尤以老四中为甚。但对由八中考入四中者则另眼相待。因为八中生没有绝对的把握,是不报考四中的。六四年入学,我所在的高中2班,就来了三个八中生。他们的数理化成绩相当出色。六五年升高二,班上又多了一名八中生,就是患肺病休学一年的张育海。

当时学校实行免修制度,开辟自修室。免修考试通过,可到自修室学习其它课程。张育海因数学期中考试提前一节半课交卷得满分而免修数学。他的英语免修考试合格成为全级部唯一的两科免休生。免修数学者还有王明和程翰生。

一次学校组织到天坛拔草,同学捡到一本黑皮本子,交到数学老师漆土芳手中。漆老师边翻看边说:这个同学真不错,数理化和英文都有自学的计划,英文的微积分已学了。后来才知道笔记本是张育海的。

张育海的课余生活比较丰富。打球、游泳、拉小提琴、看话剧,有时还爱在黑板上画几笔。他常去看篮球,对钱澄海与杨伯镛的配合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和沈大伟还模仿北京排球队陈文智的平拉开。他对北京宝三与天津红桥的掼跤也很感兴趣。

张育海的父亲曾留英求学,解放前因车祸身亡。其母在某大学管图书。因其母的三叔许德珩先生等人的照望,张育海的三位哥哥都已成人。大哥是海军干部,二哥清华毕业供职保密机构,三哥在清华上大学。文革前,起码有两个哥哥入了党,唯独这位小四儿连团还没入上。有的同学开玩笑叫他革弟(即革命干部子弟之弟),他也一笑了之。

当时中学界的阶级路线贯彻得参差不齐。但随着阶级斗争的不断深入,家庭背景比较复杂的学生,前景愈发不能乐观。北京中学生文革前地位及思想的微妙变化,是文革初期对联大辩论演就红八月的诱因。

八中来的学生对我的接近与友好也有一点诱因。我的堂叔爷爷何继麟(其父曾为北洋政府森林部长)解放后一直在八中担纲历史教学,他那点公子哥的潇洒不羁与南开历史系毕业的学派委实给几位八中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爱屋及乌,把不相干的我与那位何先生联系到了一起。这才有了文革中那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二、四中高二2对联辩论

六六年六月中旬,张育海在西安门大街国务院接待站看到兰州告急的大字报,回到学校就与吴景瑞商议怎样去声讨李贵子。班文革领导不同意他们去。他们觉得学校里的运动太没意思,只坐等当团结对象,就与高三2班的沈大伟相约,凑了些全国粮票,登上了西去的列车,成为第一批到外地支持革命而串联的首都中学生。七月中旬,他们回来,因撤工作组问题引发的对联大辩论近在咫尺。

三十二年之后,当我看到由牟志京主办的《中学文革报》上的《出身论》和《只把春来报》上的《论出身》及刊登在《兵团战报》上的《宣判反动对联死刑》(由许建康、朱景文、王祖锷等人撰写)三篇文章被当做批判对联与血统论的三种不同思潮而立论为文时,惊诧历史的缩影竟会如此之小。这需要对文革时的四中高二2班和在班上进行的对联辩论进行一点历史回顾。

高二2班是四中的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它因在四清时批判反动学生牟志京而成名。牟志京的父母虽是无劣迹的知识分子,但奶奶辈总能挖出些问题。牟志京因在写日记向团组织交心时描述了他奶奶带他到大连指看祖产的情迹,被描绘成电影《槐树庄》里地主传地契的接班人;这俨然成了资产阶级复辟的活报剧。批判会上,牟志京痛苦地流下了眼泪。他说这只是奶奶随便一指而已。他的率直与天真大概从此就保佑了他。此事不了了之。文革伊始,他虽被定为右派学生,但还积极投入运动。八月一日下午,他参加了中央音乐学院的对联辩论,在一群让反动观点暴露的红卫兵的围护下,上台发言说对联是反动的,是要把黑五类子女推向敌人一方。我参观了音院的大辩论。对对联持不同意见的人还有刘诗昆和邓林。牟志京回到班里,等着他的是等着他的是比四清时还要激烈的批判。牟志京坚持己见,遭到了包括我在内的各类出身的同学唾骂。这时,杨百朋、吴景瑞和刘大猛三个八中生先后表示对联是错误的。自二十四中考入四中的李宝臣起而支持杨百朋,铸就了他们日后的友谊。以许建康、李家柱和王祖锷为代表的中间派提出了说理性的异议,实际上给对联予否定。他们的家长则为党政军的一般干部。而蒋效愚等同学奋力攻击牟志京,以示自己对红五类的支持。这就成为推行对联的对抗性阵垒,而在一般场合很少有这种状况。

张育海被迫表态。八中来的学生表现出空前的团结。革弟的表态令班上的红卫兵大失所望。不同观点的同学竟然以混蛋混蛋的平方混蛋的立方等来骂对方,使得辩论无法再进行下去

红八月抄家风一起,班上的红卫兵即跑到张育海在钱粮胡同的寓所门前,贴上了红大爷到此一游的标语。

大串连随北风呼啸而中断。同学们回到校园。正值《出身论》油印件四处张贴之时。四中高二2牟志京等人反对对联和其后的办报活动,成为遇罗克政论生涯的温床。


三、《论出身》前后事

六六年十二月,张育海、李宝臣和杨百朋等人在四中成立了敌敌畏第五纵队战斗组,油印《敌敌畏》小报,编印批判血统论的文章,《论出身》的腹稿就孕育其中。

牟志京义无反顾,办起了《中学文革报》。我多年的足球伙伴王建复邀我参加,但牟志京的条件是必须完完全全拥护《出身论》。是晚,我从包括毛宪文老师和遇罗文在内的四中语文教研组小屋内退出,正好碰到李宝臣、杨百朋等人回家,就在路上参加了敌敌畏

我不知道办报的主意由谁发起,但记得李宝臣说:张育海虽不是倡导人,但报名是他起的。字双用,妙极了。当时《咏梅》词尚无毛体书稿可寻,我便拼了报头,到新华社对面的制版厂制了报头。纸张则由沈大伟等人从全红总的一位小头头手中搞到。我们也去了1201工厂,但碰了壁,折回来在人民教育出版社,联系好排版印刷。送去的有清华大学五四战斗组写的《为什么在运动初期很多干部子女站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和《论出身》。清华五四的文章当时在社会影响不小,但远不如《出身论》。有人抄成大字报,贴到平安里东墙附近。人教社用老五号字排好,但未排《论出身》。我们看一下子上不了两篇,就加入了另一篇文章,同班同学写的《于无声处听惊雷》。李宝臣还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发刊词。这期报因工厂的两派闹意见,中途下版。重上机前,我们提出换个日期,厂方就用汽焊将版割了。另镶了字模。这样就出现了不同日期而内容完全一样的《只把春来报》,使将来的集报者大快尕颐。

这期报卖得很快。路人一看四中的,讨论不讨论出身问题,都买。买到手里,也有退的。不时还有人问,你们是不是跟《中学文革报》一家。我们说不是。但有的人就说:我看差不多。我们决心在第二期上《论出身》。

第二期用小五号字排《论出身》,整三版。当时的编辑部相对松散,也没有帐。后来用办报的钱买了拳套、足球和排球。大家还好了几顿。有人说我们吃遍了北京的馆子,有点言过其实;但戏称我们叫只把春来报俱乐部,也无人辩解。大家对出谁的稿子,怎样定稿,也没制度约束。《论出身》的前半部是张育海写的。后半部有沈大伟和吴景瑞的笔迹,我也改过一些,由李宝臣校对后付排了。

《论出身》影响之大,并不在文章本身,而在由《出身论》引发的报群效应。老百姓一看有出身问题的讨论,就掏钱买报,一些大学生和社会组织的报刊也热烈参与,虽无哗众取宠之心,但一些反对《出身论》的观点实在让人惨不忍睹,还问题一个本来面目,是张育海、沈大伟写《论出身》的初衷。

《论出身》的刊出,使我们剩下六个人。加之沈大伟的弟弟沈大智和杨百朋的弟弟扬百揆的帮忙,一时节大家神气十足的地过了一把卖报瘾。《中学文革报》被人争购的滋味我们尝到了。但社会反响远不如牟元帅他们之所得。王建复一次得意地对我说:“‘小组本想批批你们,看我们的面子,算了。”“小骂大帮忙,我没有记忆是谁讲的。但活跃在四中校园的祁念东(他在1970年调查孙立凡、邢泓远一案时还特别关注张育海、沈大伟、吴景瑞的出走)虽持有《红旗》的记者证,但对我们的态度是友好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提示。我们也没有向中央首长传递报纸,虽然我们也听说,中央政治局用多大号的字印了《出身论》等文章。因为我们知道,《论出身》无法与《出身论》相比。


四、联动的骚乱引起的困惑

《中学文革报》第三期刊登了《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一文。(以下简称(《联动的骚乱》)给我们几个人带来了很大的困惑。

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兼秘书长孙承佩先生的次子耿亮是我的小学同学。因近邻使我们成为多年的好友。到文革开始前,我能享受到孙公社会地位带来的娱乐活动之大半。当然,孙公的共产党员身份我是清楚的。文革中,我常拿些中学生办的小报给孙公看。我还能记得孙公看了《联动的骚乱》一文后的惊异目光。1980年孙公来青岛见到我,曾提及你的朋友遇罗克……”。当听我回答遇罗克这个人我不认识时,孙公的惊讶也不亚于当初。遇罗克给人的印象太深了,包括他写的文章。

联动的骚乱》一文给社会带来了较为广泛的影响。有人说牟志京要办中央文革报了。

在沈大伟家,张育海大叫:服了,服了,彻底服了。大家都有同感。小组的文风与笔法,在这篇文章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对高干子女题材的捕捉,恰到好处;对打雷读血书等文艺作品的揶揄,让人拍手称快。当时,受毛泽东主席反修防修的思想体系的影响,青年学生很难摆脱主体意识来探讨问题。对联的拥戴者当年一提起黑五类子女上大学,就觉得资本主义复辟了;若看到高干子女的特权生活,很快就使人联想到修正主义在中国的到来。而特权问题的讨论,又和首期《只把春来报》刊登的清华五四之文章的思路接通,也就难怪我们兴奋与跃如了。

吴景瑞提出,下一期与《中学文革报》,并声明坚决拥护《出身论》。张育海则说:《出身论》的问题已不重要。探讨联动的骚乱才是问题之本。所谓第五研究小组本是戏称,但真要探讨起社会来,我就不大能够接受了。

我的复杂的家庭背景(即父亲是右派,被开除出党,母亲尚在党内)和对高干子女的了解与接触使我语出有焉,正经八摆地给大家分析了形势,即这帮老红卫兵将来还要掌权。造反派的奴隶主义太重了,一发做,拱手让权。保自己的事迟早会发生。吴景瑞问:真那么悲观?我说:我说的是实话。大家相信了我的真诚,被《出身论》作者那潇洒而又锋利的文风扯动了的激情得到了缓解,与《中学文革报》的念头再无人提起。

正巧班内的大联合兴起。李家柱声泪俱下,念了师大一附中老红卫兵郭之中的《血书》。郭之中咬破手指,写血书一字一字地忏悔对出身不好的同学的压制,对血统论予深刻的批判。张育海、吴景瑞连夜起草,写了《从一封血书谈起――把对血统论的斗争进行到底》一文,登在了《只把春来报》第三期头版

我把对形势的分析总括而成写了一篇《字的研究》,以谭陉式的笔名发表在第四版。而联动的骚乱问题却一直在我头脑中徘徊。

最近有人提及遇罗克的死因问题。我总以为,单凭《出身论》不足被砍头。搞阶级斗争的始作俑者不会对牺牲品的呻吟怒发冲冠。

我想,季孙之忧,即骚乱也。庙堂之事,与你何干?夜深人寂,纷乱中人看纷乱事。斩立决的事不提也罢。此之谓也的笔法给人以相当的刺激。到如今,还是个谜。


五、余下的话

英雄的社会美往往悲壮。就其本质而言,挖掘的时间,有时会很长很长。

陶洛诵写了一篇文章,纪念遇罗克。其中有与四中诸君同登峨嵋山一节。读后令人神往。

一群小小报人,得意也罢,失意也罢,在濛濛的春雨中,攀援峨嵋,最后到达金顶,看到了云海、日出和宝光,而背对着大雪山。大自然给予年轻人的洗炼与抚慰,是多么好的文学艺术主题。而这些年轻人正在思索的深谷中沉浮,他们摆脱不了往事,又憧憬着未来。

我们那一代人的形象思维能力可能被逻辑思辩的浆糊淹没了。以致至今没有见到一部反映同步生活的文艺作品――如果称得上的话。但终于有了北岛在一九九三年瑞典的落选,将王蒙与王朔挤到了另类。雨中峨嵋的感觉,很不易被人觉察;如同当年《中学文革报》诸君被戚本禹讲话的阴影所笼罩一样。

在投宿报国寺的夜幕中,我向牟志京、遇罗文等人表达了如下的看法:你们做了件大事,这件事有多大,我也说不清。但你们做了。可能我们中人谁也做不了这样大的事了。希望你们别后悔。牟志京回答:我们有什么后悔的?

今天我语得其所,并非想证明自己的洞察力,只因为事到如今我对遇罗克等人的认识,还停留在这个水平。

陶洛诵身边经过的男性,如遇氏兄弟、牟志京、吴景瑞、赵京兴和赵振开(北岛)等,足以贯通一部文革的民间思想史。可惜现在还没有电影脚本。

张育海与李宝臣没有登峨嵋山,在家筹办第四期《只把春来报》。按我的话说,是想保住造反派的半壁河山。

昊景瑞在金顶表现出特有的激动。看到宝光里的人影在动,他大叫:快跳下去吧!这趟来,死也值得!下山后,他和牟志京去了凭祥,越境后被送回。六七年九月的一天,他只身离京,从此再无音讯。

遇罗克被捕的消息传到我耳中,我才明确知道《出身论》的作者是谁。

一九六九年春节之前,张育海只身赴滇,不久就传来他参加缅共的消息。沈大伟在初夏也到了瑞丽。后来,传出了他们先后牺牲的噩耗。

别事无论,《只把春来报》编辑部成员在文革中的死亡率与同类小报相比,算是首屈一指了。

张育海入缅参军后,曾接到过我的一封信。他回了一封,经张育海的哥哥转给我。我接到信后,很快就知道了他牺牲的消息。我以为这封信不是属于我个人的,就摘录信内容的五分之四,复写后寄给了内蒙插队的任志同学和山西插队的刘捷同学。经刘捷传抄,在祖国南北东西的大地上广为流传。该信对当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坚决否定,引发了公安部立案追查,对我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若有可能,只将原件发表,即可让人拥抱张育海那颗赤诚的心。

缩小的历史镜头还应扫描到老一辈。我最近所知的照看张家妇孺的许德珩先生和我认识多年的孙承佩先生,均是九三学社的领导;文革之后,承佩老人为知识分子的平反昭雪,竭尽了全力,有口皆碑。我很想把这件事告诉张育海。

告诉张育海的事应该还有一件,就是他的恋人,即那位高个子,人也漂亮的女学生。我们怎么也想象不出她与张育海相爱。但这位女生留京工作之后,一直以张育海女友的身份奔波于市区与清华公寓,配合张家哥哥,细心侍奉患脑血栓偏瘫的张伯母。她告诉老人,她在等张育海回来。

谨在此文行将结束之时,向这位女性表示崇高的敬意。

回来吧,我们的育海。


一九九九年四月廿日改定

二OO三年九月一日抄予北京刘捷

 

 


:参见《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一书中印红标文《遇罗克与他思考的时代》。

:参见《遇见克遗作与回忆》一书中牟志京文《<出身论>与<中学文革报>》;及《文汇读书周报》199926日郑也夫文《重读遇罗克的断想》。

:参见《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一书中陶洛诵文《我和遇罗克的一家》。


附:重读遇罗克的断想

郑也夫

读到《出身论》那年我十六岁。从此这个人与这篇文章永远存留在我心底。二十九年前我曾苦苦想着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杀死他?准确地说,一半是愤怒而缺席的质问;另一半则是真实的疑问,无法解开,他没有打砸抢,没有反江青和中央文革,没有在日记中攻击权势人物,就为了一篇文章、几个观点和他对出身与成分、社会影响与家庭影响的辨析?毛泽东曾对他的子女说,不要一上来就批判《红楼梦》,要先钻进去。我真的想读懂杀害遇罗克的真实思路,尽管我知道这思路上不了台面。我那时可以读懂《出身论》的全部字面含义,却没有读懂文字背后的社会历史。

重读遇罗克的文章,我懂了。遇罗克说破了一个公开的秘密,说破了十七年历史中最丑恶的一面:我们的社会公然压迫着它的一部分成员;地富反坏右的子女们,及守法的地富反坏右们,其数量大约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加上有海外关系者和历史反革命的子女,受歧视者接近五分之一。每朝每代都有歧视和压迫。所不同的是我们的压迫披上了神圣的外衣,而使压迫明火执杖,十倍疯狂,遇罗克正是向着那神圣外衣——血统论的意识形态开战。血统论的意识形态是如此支离破碎,表现考察清楚了,可以完全不看出身,阶级路线是有成分论,但成分和出身完全是两回事,地富子女已是标准的普通农民——这些观点清澈见底,不容置疑,顺着这个观点走下去,将是对神圣的解构,对压迫的反抗。这十七年历史和五分之一人口,当家的最清楚,解构神圣意味着什么他更清楚,中国有句俗话:会说的不如会听的,由此便一切注定。于是这样的历史又继续了十一年。

遇罗克的思想、文风都超越了他的时代。为什么天降大任于这位二十五岁青年工人?少年的天份、敏感、受挫,尚不能解释一切。我们的饱学之士呢?我们的大学生呢?我们的思想者经反右运动已经没有发言权了。大学早已不是清静学堂,而成为高度政治化的领地。遇罗克科举落第,躲进对思想管束略松一筹的政治文化的边陲——农村,工余苦读真经,学有所成。没进大学未必是不幸,至少逃避了政治催眠

出身的争论,三十年后,尘埃落定了吗?我觉得仍大可争论。如今流行的话是,苦难是财富。那么苦难更属于谁呢?它永远属于贱民,属于二等公民。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台词。曾文正家书为什么清末风靡一时,而今东山再起?因为富人的子弟成才太难。用理论家的话说:历史是贵族的坟墓。用民间的俗话说,风水轮不能光照一家。事实如此吗?为什么?我希望有人好好研究研究出身与成才的相关性。甚至斗胆倡议,再争论一番出身问题。别担心,历史不会重演的,消退了政治尘埃和话语霸权后,争论可望更深入些了。

(《遇罗克遗著与回忆》一书,已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没有墓地的陵园

  记亡友育海

 

·维一·

 

 

 

前些时候,中学的一位校友给我从国内寄来了一本四中建校九十周年的纪念

册。按照国内图书装帧的水平完全算得是上乘了。书很重,邮资一定也

破费不少。

 

说来我也真是辜负了校友的一片心意。自从一九六八年以后,三十多年

了,还从来没有回过一趟学校。只是有一次,那还是从云南回来之后不

久,路过学校的后身,出于好奇,从后门的门缝中向里面张望了一眼。

旧日的运动场满是萋萋荒草,墙那边有条标语仍未完全褪尽颜色:

们是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不愿意看到旧日的景物,与其说是往事不堪回首,倒不如说是心中总有

些事情觉得到底要有个令人满意的交待,这样才好轻轻松松地回忆过往

的旧事。其中最使我无法释怀的就是一位中学同学的故去。

 

他叫育海。

 

育海高我两班,我上初三的时候,他在高二。实际上他大我三岁,如果

不是因为在大饥荒的年代营养不良而患上肝病,休学一年的话,他本应

该高我三届。按说,由于年级的关系,我是不大可能与育海结识的。只

是因为凑巧,原本在小学就认识的朋友大明,高我两级,也在这所中学,

正好和育海一班。大明是个英文迷,知道我们这一年学的英文课程程度

突然加深,进度也加快,所以很愿意打听我们的课程。久而久之,还介

绍了他的同班育海与我认识,说是育海的父母留过洋,家教有道,英文

自是一流。

 

育海的确英文相当好。当我们还在那里摸着石头过河,把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译作“GOOD GOOD STUDYDAY DAY UP”还连呼妙译的

时候,育海已经差不多读完四本“ESSENTIAL ENGLISH”了。

 

不过和育海最多的接触还是在运动场上。我们中学的运动场相当大,平

常没有正式比赛,标准尺寸的足球场便划作三个小场地供人玩耍。我和

育海的球技都属平庸之辈,但我们又都是不到天黑到看不清球绝不离场

的一伙。

 

可是育海的学习并不差。听大明告诉我,育海有举重若轻的本事,从来

不见他抱书啃读,可在班上成绩绝对名列前茅。他又很不在意成绩的高

低,别人夸奖他,他总是说运气不错。在当年我们那所学习上明暗比高

低的中学,育海的这付才子派头则是我的最爱。当年我在功课上极为懒

惰,因此总是羡慕那种不需用功而靠悟性的同学,不过后来当我在背后

称赞育海的天资时,也有人不服气,说是其实育海打完球,回家也是夜

车开到半夜时的。可看他在球场上那付生龙活虎的劲头,我实在不信。

物理学上不是说,能量守恒嘛!

 

当然,文化革命一到,什么学习、足球就都成了粪土,那是姜子牙在

此,诸神退位的年代。

 

不过因了文革,我倒是与育海更加熟捻起来。革命学生不再受到年级藩

篱的羁绊,得以自由结合,共同战斗。于是我就经常到育海在东四钱粮

胡同的家里长坐,阔谈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天下大事。

 

育海的钱粮胡同小院是个独院,不过听说前院也到底塞进来一位革命同

志的家,所以每当众人有些激昂慷慨起来的时候,从来不在意外人的育

海也只得示意大家稍微自我约束一下。

 

时间久了,过从也就多了。育海是个胸中不设城府的人,我就慢慢知道

了育海的家世。他有三个兄长,大哥因为是生在河北唐山,名叫育唐,

是海军里的官员;二哥生在英国的曼彻斯特,叫育曼,如今在大学教书;

三哥叫育平,生在北平;而他生在上海,所以叫育海。我一听到这四兄

弟的名字就大体知道,这一定是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庭,颠沛流

离而爱国不止。其父亡故有许多年了,母亲尚在一所学院任教。因为是

文化革命的非常时期,学院乃是整肃的重要对象,所以育海的母亲每周

只有星期天才能回家在家里稍作安排。

 

育海倒是乐得家中没有人约束,烹调的手艺也日见精进,只是那时样样

供应都十分紧缺,厨艺无法深入。记得每次留众人在家中吃饭,育海的

拿手好菜就是叉烧面。面中却并没有任何荤腥,育海强调,所谓叉

烧,只是将作叉烧肉的部份作料放在面料里,聊备一格罢了。没有吃

到葡萄,就想到葡萄格外的酸,但也可能想到葡萄是格外的甜,这话

一点不错。直到许多年以后,我赚了一点薪水,亲自到东华门大街路北

有名的浦五房买到货真价实的叉烧肉,大块朵颐的时候,仍然解不

开育海当年供我们象美国的“ALL YOU CAN EAT”(中文是否可称

?)的叉烧面情结。

 

当然,吃饱了叉烧面,我们也要做点儿正事。先是百鹏到某个落荒

而逃的革命组织的办公室嬉耍,发现有一张卷筒纸的提货单,说是到纸

库里就可以提出货来,只是要早动手,否则他们的反对派一到,非但纸

提不到,人恐怕也会当作对方的人被抓起来,那就是偷鸡不成蚀把米了。

可是拿到纸又作什么呢?于是想到办报。办个什么报呢,就叫《只把春

来报》罢。说些什么呢?听说育海同班的牟志京同学独手办了个《中学

文革报》,何不也来凑个趣,我们发他几期呢!找印刷厂、排版这样的

联络事宜就交给了大明,大伟等人分头撰写文章和报导,重头的社论由

育海主笔。三五日之后交稿发排,再有一二日报纸就上了街。过去看见

我家附近《光明日报》的报社大楼里彻夜灯火通明,不知一份报纸竟要

如何大动干戈。谁知就在钱粮胡同的小院里,几个中学生也可将就办起

一份报纸,而且在几天里,从纸库提纸,到文稿撰写、发排付印,再到

街头小买,也算力所从心,游刃有余。当然,那时的《光明日报》是四

版对开,我们的虽然也有四版,但只有四开,略输一筹,特别是如果和

牟年兄的以一人抵百万之军相比,那还是自叹弗如,甘败下风。只是从

此之后,使得我们这群后生小子把世上的什么事都看得轻了,现在想来

倒也不见得是桩好事。

 

除了革命的行动以外,我们的乐趣主要是古典音乐。我的音乐知识不能

不说是育海给我启的蒙。记得在小学的时候,音乐教室里挂着四大音乐

家的画像:中国的聂耳和洗星海占一面墙,另外一面墙上是苏联的柴科

夫斯基和波兰的萧邦。后来长大才知道,柴科夫斯基的时代还是帝俄,

萧邦其实大体上是在法国生活。但是我们不能再管那一套了,总归是全

进了社会主义大家庭。

 

等到育海借给我一本他在清华任教的兄长送给他的《西洋音乐基础知识》

我才顿开茅塞,原来天下居然还有这么多的好汉我不曾知道!这是由清

华大学音乐教研室编写的,看来一定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出版的,

手工蜡版油印,十六开本,绝对的糙纸,比现在出恭用的手纸都不如。

但内容在当年对于我来讲也是绝对一流。特别是许多今天看来已属音乐

常识的对位和声,赋格变奏之类,当年读到这些相见恨晚的句子,简直

手都有些发抖,激动不已。为了实践,我们还都随便选择一种乐器来学。

 

育海学过一点提琴,不能说怎样好,但总马虎可以拉得下来。他有一位

学琴的老师,记得叫张兴庵,是个乐团的首席提琴。虽然出身据说很苦

(放牛娃?),但因口无遮拦,有心人跑去汇报他的非革命言论,而终

致获罪。我们曾一同去拜访过张先生,当面请教乐理知识,这时张先生

已经是腰骨被打断,躺在床上了。记得育海还曾介绍过一位女同学与张

先生认识,后来竟慕其才气成了张先生的红颜知己。育海生活并不宽裕,

但我见到他总是尽其所能在接济帮助张先生。平素不拘行迹的育海,在

那个人情恶,世情薄的年月却显出其温情的一面。

 

革命在步步紧逼,打倒敌人之后自己也终于走到了尽头,要触及每一

个人的灵魂,就象是在美国那种不请自来的中奖通知书,每天都

会迳自寄到你家门口的邮箱里一样,革命随时随地会叩响你的大门。只

是美国的中奖骗局总要你理睬它才会自投罗网,而文化革命却是自动开

奖,罔顾你的意愿,而且不幸的是,育海首先得到了眷顾。

 

育海实际上是个离政治漩涡很远的人,只是嘴上稍微刻薄一点,不时讥

讽一下时政,说些政治充满了戏剧性,戏剧充满了政治性之类的顺

口溜,但这并不妨碍选中他作为革命的对象。

 

随着大批人马开赴内蒙、山西插队,育海却没有得到批准。因为发现他

与一桩反革命大案有关联,需要清查。那是一个平地也可起风雷的

时代,于是风声就越来越紧,似乎这个集团人数越来越多。育海也感到

与我们不好公开接触,以免看上去象是在吸收我们参加。那时我是

十七岁,那么育海应该是仅仅二十出头,但也过早地感受到政治的魔力,

不由自主地早熟起来。

 

往日的许多朋友都已经下乡了,我们这几个硕果仅存的人也终日凑

在一起议论如何自我料理后事,因为我们知道,到我们走的时候就不会

再有朋友送终了。

 

记得那是一个很冷的冬夜,我正在朋友阿城家听音乐,突然育海撞了进

来。我很吃惊。因为无论是学校所在的西什库,还是他在钱粮胡同的家,

离我们西单这里都不算很近。我想他一定有什么要紧的事情。他与阿城

并不太熟,先告了冒昧,然后就约我出去走走。

 

我们一路无语,直到顶着寒风走到民族文化宫的门前他才开口,说是京

城里终归是容他不得了,早晚是要抓起来审查。文化革命中看到的难道

还不多么,哪里有是非可讲?与其如此,倒不如索性到个天高皇帝远的

地方,活个自在。他已经决定到缅甸去参加人民军,明天就动身。

 

他的决定使我大惑不解。为什么要到缅甸,而且要去参军?难道就没有

其它的地方可去么?不过应该承认,那时我的心中其实并没有所谓其它

的地方,最大胆的视野就是中国,那里可算就是地球的边缘。缅甸已经

远远超出想象力之外。

 

也应该承认,直到这个时候,育海尽管饱受怀疑之苦,但他最大的愿望

无非就是想用自己的行为证明自己的清白,是个堂堂正正的人,不会去

作那些龌龌龊龊的小人之举。只是用今日的眼光来看,他选择了一条并

不明智的道路,甚至有些迂阔。但当时我听起来却真有几分激烈和悲壮。

 

我们谈了不少,直到我们在寒风中实在站立不住才决定分手。

 

似乎我们双方都有些预感,这或许会是我们的最后一面,临分手时我们

张开双臂拥抱了。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举动,但是我们感到很自然,一

对二十郎当岁的青年有生以来第一次突然感到,死亡或许离我们并不太

遥远。

 

我是看着他坐上汽车走的,就这么走了。

 

育海走后,刚开始的时候还有信给大家,其实讲的都是日常的生活,但

在那个年月还是怕京城里风声太紧,一般是先寄到山西雁北的乡下给大

伟,然后再辗转传给他人。那时我还在京城,等育海的信传到了我的手

中,怕是已经是过了半年以后。后来信就渐渐地少了。

 

忽然有一天,我接到另外一位朋友的通知,让我火速赶到他家,说是育

海的大哥从外地赶来,现在就在他那里,有话要对我们大家说。

 

见面之后,育海的大哥说,他已经得到通知,育海在缅甸一场激烈的战

斗中阵亡了。他大哥不经意地提起,育海去缅甸的时候,你们同学怎么

没有人阻拦他呢?我没有勇气告诉他大哥,我是育海离京前最后一个见

到他的人。

 

一晃又是一年过去了。我终于也被扫地出门,去了云南。在我南去西双

版纳的火车上,巧遇了旧友张君。他也是与育海先后投奔缅甸共产党军

队的。那个年月,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也不便打听张君走上这条路的

道理,左不过是虽生犹死,无从打发自己的生命吧。从他的口中我

才知道,育海在缅甸作战很勇敢,还立过几次小功。最后的那一次是他

冲出战壕时,被人从背后用枪打死的。这次张君回京一是省亲,二是找

相关单位设法处理育海的政治待遇问题。

 

人都死了,还有什么政治待遇我不禁冷笑起来。

 

哦,可不能这样说!那还有一大家子人。是革命烈士,还是叛国投敌,

这可大不一样!张君倒还认真起来。

 

这话也是,我不禁噤了声。我不能说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这样

的话,除了为生者计,我们还能为死者作些什么呢?

 

张君告诉我,这次他回北京,身上有缅共组织追认育海为烈士的证明,

以及与北京相关单位接洽的介绍信。但是都没有能够发生效力,这次回

缅甸还不知如何交待。张君还说,育海的母亲仍在学院里接受审查,听

育海的二哥说,其实老母已经患了老年性痴呆症,语无伦次,但工人宣

传队觉得这正是个好机会,可以逼出一些有用的口供,所以无论如何不

肯放人。育海的死讯也就一直瞒下去,不知哪天是个完。说到这里,我

小心翼翼地问张君,育海的遗体是如何处理的。张君说,你以为都是电

影里那样么?活着的人都顾不上,那里还管死人的事。只要打完仗还能

跟着走的人,那就是下次打仗的战友。

 

同车的都是到云南边陲插队的年轻人,火车要走四天才能到昆明,无聊

之极,于是都一起凑过来听张君讲述他在缅甸的种种经历。听到育海的

死,不免引起大家一丝兔死狐悲的凄凉情绪。

 

后来我到了云南的边境上,才知道这里几乎成了支援东南亚各国革命的

大后方。当地土产的水果,象香蕉、菠萝、甘蔗等,还没有熟透就运往

外国了,食油、粮食更是日以继夜地源源不断输送到前方。在各条公路

上经常还可以看到终日不断的车流运送着看来年龄比育海还小得多的新

兵,不是到越南,就是去老挝等地的战场。小家伙们大多是从农村来的

青少年,似乎还没有出过远门,穿着不带帽徽领章的制服军装,脸上一

付新鲜好奇的模样。这时我就想到了育海。这还不是一样的人,一样的

血肉之躯么,怎么能够抵挡得住钢枪铁弹。

 

让这种想法得到证明的是,有时也能看到一车一车运回来的伤兵。血肉

模糊,眉眼已辨不清楚。死尸倒是没有见到过。不过据说,就是死了也

要拉回来,不能留在国外。为这种说法作注脚的是,除了军服没有标志

之外,军车牌照只写KMXXX,据说字头是抗美的拼音首

写字母。

 

然而此后的许多年,育海留给我的印象并不是血肉模糊的,他还是冬夜

里凛冽的寒风中在民族文化宫前和我拥抱时的那付模样,有无奈,也有

冒险前莫名的兴奋。

 

育海的死,并没有能够证明他所参加的反革命集团不存在。我们到

西双版纳一年多以后,还有两位外调人员居然从北京一直追到云南农场,

将我和阿城详加讯问了两天。临行前并且警告我们:不要以为逃到云南

就可以算是远走高飞了,如果再查出隐瞒的证据,立刻捉捕归案。

 

若干年以后我回到北京,见到曾经抓去坐牢的立凡兄,出狱以后他仍然

还是那样白白净净,文质彬彬,最后不但证明了自己的清白,而且还正

忙着替他当大右派的父亲翻案呢。当时我就感慨过,如果育海熬过那一

时,现在不也是一条好汉么。

 

为我这种想法作证明的是一位同学哥哥的经历。他的兄长曾是清华的高

材生,也是学校足球队的队员。文化革命中,他从外地回京,到学校来

应个卯,凑巧正赶上武斗爆发。他的一位朋友是某一派的头头,激动地

告诉他,对面楼里是反对革命的坏人,让他去攻打。这位同学的兄长在

保卫毛主席和为朋友两肋插刀的双重激励下,连想也没有想,就顺着木

梯爬上了楼房。楼上面的人推翻了梯子,他从几层楼高的空中摔到了地

上,致使全身瘫痪。当我七三年从云南回到北京之后,见到这位在文化

革命荒唐行为中险些丧生的不幸者时,他已经在轮椅上坐了五六年。只

是去年回京,我才听说这位同学的兄长终于离开了人世。我想,最多也

就是五十出头罢。

 

现在,无论我们在哪里,无论是洋人还是我们的儿孙,偶然问起文化革

命,我们都可以板起一付胸有成竹的面孔,轻描淡写地说起当年的那些

荒唐往事,象是在描述一场滑稽闹剧,而且我们仿佛当年早已独具慧眼,

而且置身事外。可是那些仅是因为当时的一念之差而身不由己地带着那

时伤残的人,象是活着的化石,仿佛永远停留在那个时间上,记录着历

史的那一瞬。除了身体的残疾之外,心理上的苦痛和悔恨是不足向外人

道的。

 

和我这位同学的兄长比起来,我倒是觉得,求仁得仁,育海的死反倒痛

快。他永远也毋需去听旁人的聒噪和事后诸葛亮式的教导了。

 

育海死了以后,他和我共同的朋友大伟也从山西雁北农村去了缅甸,后

来也死在那里。介绍我和育海认识的大明,在学校经不起三番五次的盘

问,人疯了,被送回了青岛老家,从此断了音讯,生死和下落不明。

 

多少年以后,我到了美国,偶遇旧日在云南时的朋友陈君。他曾回到西

双版纳去拍摄记述我们当年插队生活的电影《孩子王》。他告诉我,在

那里见到过去朝夕相处的人,也看到了那里的变化。他说现在再也不用

支持东南亚了,那里的生活又开始好了起来,甚至比五六十年代的困难

时期以前还要好,香蕉随便吃,花生油也敞开供应了。我们真的都替过

去的朋友们高兴。

 

可是香蕉、花生可以重新种植,可以再行收获,然而人却是不能复生的。

育海只是为了逃避无端的怀疑,只是要证明自己的无辜和有为,却将自

己的性命搭了进去。在社会终于回归正常之后,已经很少有人再同情当

年过于轻率作出决定,而以鲜血和生命作为代价的人们了。人们似乎对

于自己的高明和幸运都在额手称庆。但是一条生命的完结难道只能给我

们这么一点点启示么?

 

现在,每当我听见那些生意场上成功的夸夸其谈,或是关于学术研究成

果的津津乐道,我总感到,当年二十岁就死于非命的育海如果可以活到

今天,一定会比这些人做得更好。所以,话到嘴边的恭维往往被我又吞

了下去,致使许多人不满意我吝于夸奖他人。

 

不过说句老实话,连我自己这样曾在那种环境中生活过的人,现在想起

来似乎也不能理解象育海,还有大伟这样的聪明人,当年为什么会一念

之差,走上这样一条不归路呢。时过境迁,世事全非,这份记忆象是一

处疤痕,永远磨不掉,但痛楚也逐渐模糊起来。

 

我已去国经年,走过不算太少的地方,也算经历了种种的世态,不过无

论心中有多么灿烂的太阳和美好的时光,我都仍然固守着留在心底的这

一小块没有墓地的陵园,那里埋葬的往日旧事只是一种记忆,一种我不

会刻意去寻找答案的记忆。

 

年前我回京省亲,偶然去拜访一位幼时的伙伴,她住在西郊的一所大院

里。我们无意中谈起当年育海那一批人铤而走险,出走缅甸的往事。这

时只听见她淡淡地对我说道:象缅共的德钦巴登顶,还有印尼的艾地

这些人,当年来北京要枪要钱的时候,不就住在我们楼的后院么。

 

这番不经意的话,在我看来,似乎算是对于育海亡故最好的交待了。

 

二千年八月十日草于奥地利月亮湖畔。二零零一年三月完于波士顿市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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